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每经记者 刘旭强    每经编辑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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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刘旭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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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40多年改革开放，哪个阶段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最快？是2002到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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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全球前沿科学50人智库论坛（第二届）在成都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现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角度来看，参考过往经验，当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聚焦国内市场，张燕生提到，中西部地区可以学习浙江模式，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作用解决公平问题，“两手抓、两手硬”。

推动科技创新高水平 对外开放至关重要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反映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反映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是经济增长质量最主要的度量指标。

张燕生提到一组数据，以我国改革开放成就最突出的电子制造业为例，我国最大的优势来自于规模化产业集群，贡献度为48%。而生产制造积累的知识、经验和生产效率的贡献度仅为25%，体现为以规模和成本为主的产业优势。

在张燕生看来，下一步，我国应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子，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转变为未来的高增值和创新优势。

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从全球视野看，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科技日新月异，我国该如何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张燕生引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提供的一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作分析。数据显示，1978-2022年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1%，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2.9个百分点。分阶段看，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到美国次贷危机的2002-200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达4.2个百分点。

之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快速增长，据张燕生分析，一方面是在这之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于1998-2002年间推出一揽子政策，解决经济发展的短期矛盾和一些长期历史障碍。另一方面，2002到2008年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改革，在开放条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

张燕生表示，借鉴历史经验，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当前我国需要出台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为主体的一揽子政策，提振短期需求，并解决长期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

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科技创新，要继续“开创新的窍”；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继续“开法治的窍”；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继续“开国际化的窍”。

推广浙江模式 兼顾经济发展效率和公平

张燕生表示，如果研发强度（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中国各区域可分为三个明显的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研发强度已超过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平均水平。这些省份已进入创新驱动模式，但在知识、技术和人才存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来提高；

第二梯队为包括四川在内的12个省份，研发强度低于OECD国家，还未达到创新驱动阶段，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发展。但从2016-2023年，四川、重庆等第二梯队省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连续7年增长率超过10%，进步得非常快；

第三梯队的13个省份，一年投入创新的经费加起来还不到广东省年投入经费的一半，还处于资源驱动模式。

第一梯队怎么解决创新体制机制问题，第二梯队怎么进入创新驱动，第三梯队怎么实现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张燕生认为，每一个梯队，其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面对着不同的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

张燕生特别提到，浙江模式值得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学习。作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浙江民富指数高。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远小于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

“为什么老百姓腰包又鼓，差距还小？”张燕生表示，浙江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用政府的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两手抓、两手硬”。因此，张燕生建议，中西部地区应学习浙江做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到效率和公平兼顾，持续降低城乡和区域差距。